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海上之路的系列活动。所谓的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两者之间的合称。
一带一路,是属于一个跨国际的活动。它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国與东南亚、中东、北非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把世界连成了一个经济网络。“一带一路”的建设,秉承着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强调互惠互利。在这一带一路的系列活动中,除了经济因素,也包含了政治目的在内。一带一路的提出,与中国的崛起有着间接的关系。古代的中国,也是靠着国势强盛、经济雄厚的基础,才吸引了许多的东南亚古国向它进贡,所以两者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有着互惠互利的利益关系存在。
这海上贸易之路,是各个文明彼此之间,跨出自身的国界、跨出自身的文化边界、跨出种族、跨出宗教,在频繁的交涉过程中,共塑而成的。而在古代马中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丝余光,那就是中国人在航海事业中一开始并不是主角。总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事业的一大盛事,但我们更需注意的是郑和船队中的“伊斯兰色彩”。郑和远航船队的成员,是结合了各方精英、具有跨文化元素、擅长跨文化管理的团队。郑和这支团队中,不仅有崇奉妈祖、信仰佛教的航海精英,也有熟悉伊斯兰世界的翻译人才。郑和七次下西洋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那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长期经济文化交通的基础。郑和七次下西洋中所到访的东南亚国家与地区,有一半以上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郑和及其使团中既有的信奉伊斯兰教,又懂得伊斯兰世界的语言,对当地的文化亦相当了解。所以他们凭借宗教方面的共同信仰,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加强交流等。郑和下西洋,不止宣扬中华文化而已,他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在东南亚兴建清真寺,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也对当地人民传播伊斯兰教。15世纪时,满剌加(即马六甲王朝)的国君改宗,盼依伊斯兰教,促使了满剌加以及明朝的建交。可以说,郑和船队带有的浓厚伊斯兰色彩,强化了与满剌加的合作关系,并从而间接的助长了满剌加这个新兴港市国家的地位。由此可见,马中关系的建立,与郑和船队的“伊斯兰色彩”有着直接的关系。
纵使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色彩浓厚,但他的海洋管理却是“跨文化”的。他的船队有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成员。1409年,郑和以特使身份,代表明朝皇帝正式为满剌加拜里米苏剌进行封王仪式。此外,郑和也在同一年在斯里兰卡赠送了一面镌刻着布施恭褐三大宗教的“三语文碑”。这块碑文的正面刻有汉文、淡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此“三语文碑”的意义,体现了郑和“跨文化”包容的胸襟;石碑上用了三种语文,凸显了郑和使团尊重不同宗教的气度。郑和既尊重多元也包容异质文化。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顺利,这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文化因素。郑和延续了“和而不同”的跨文化管理来经营海上丝路。但假如他没有这种跨文化的胸襟和视野,那么也许历史上就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个伟大壮举。
在明朝建立初期,由于倭寇问题,导致明太祖颁海禁令,禁止沿海商民私自出海。到明成祖即位时,一改明太祖对外的闭锁政策,转而采取积极主动的海外政策。明成祖虽延续太祖之制,执行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但却大张旗鼓的派遣使者诏谕四方,以扩大明朝朝贡体制,所以才有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空前壮举。所谓的朝贡体制,指的是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以册封及朝贡形式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中国这时以“天朝”自居,它自认为自己的国力强盛,要向外发展,显现国威。所以它要别的小国来朝贡它,称它为“老大”。维系朝贡体制的支柱,即是中国的“德”与“威”。但如果没有强盛的国势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欲示和平友好的郑和下西洋壮举,不会成功。大国与小国两者之间有着互惠互利的关系,有着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存在。宗主国的政治义务,是要以强盛的国势,有能力去保护弱小的朝贡藩属国。在经济的利诱上,朝贡贸易所带来的商机,是宗主国极为需要的,亦是朝贡体制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秩序是以朝贡体制来维持的。当时候有许多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满剌加都曾向中国积极朝贡。满剌加主动献殷勤,满剌加前三任国君,都曾率领庞大使团来朝贡,显示了满剌加的友好殷勤态度,赢得了明朝极大好感。满剌加与中国之间存有互惠互利的关系,这时候郑和下西洋要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港口作为“外府”、同盟,以确保通往印度洋航道的流畅。而满剌加对明朝中国之尊奉和朝贡,表现出罕见的诚敬,足以赢得明朝的信赖,正好这时候的满剌加正不断受到兵力更强的暹罗骚扰,它急需借助明朝的政治庇护,两国一拍即合,成就了百年来马中之间良好的关系。
安老师在《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曾說過:“对待历史,要有一份尊重和温情。要了解历史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所在,必须具备更开阔的胸襟,深远的眼界,从各方面,探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不管是古代马中文化的交流,还是今天现代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之间贸易关系,都秉持着这种互惠互利、跨文化的原则。而这些互惠互利、和而不同、拥有“跨文化”胸襟的精神,正是古代马中文化交流的特色。这些精神也孕育出了21世纪海上的“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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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安焕然 <专题演讲:跨文化与区域海洋史的窥探——郑和的跨文化管理、琉球与华人、明 郑的『海洋』>。
2)安焕然 《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10年。